重讀《帝國的醫生：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李尚仁，2012）。當初閱讀這本書，是在參加近代史研習營後，對重視個人與脈絡的歷史學取徑也感到很有興趣。這次再讀，更能注意到文中強調的行動者、帝國中心邊陲、殖民地脈絡與學科建構間的關係網絡。
幾點筆記：
nurse：「當地（殖民地）乳母在歐洲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連結了「當時生物學理論有關性別生理分工在自然經濟中重要性」的說法。（頁182）
天文學助手：「十九世紀天文學研究更設計出嚴密的監督法，管控那些從事精密觀察、工作份量吃重但被認為知識水準不高的助手，以校準其觀察結果。」（頁192，腳註85，引Simon Schaffer 1988 “Astronomers Mark Time: Discipline and the Personal Equation,” Science in context 2 (1): 115–145）
Bruno Latour的「計算中心」（center of calculation）：「事實上，十九世紀許多博物館與博物館式機構，都可稱得上是『計算中心』。這些中心的『分類系統與自然史插圖的慣例，提供命名與描繪標本的標準程序』，此外，它們也『具備高度紀律的體制安排來集中標本，而其排列組合的方式所組合的整體，讓植物學家與動物學家能看出其中的新事物』。」（頁294–295，腳註28–29，引 David Philip Miller “Joseph Banks, Empire, and ‘centers of calculation’ in late Hanoverian London,” in David Philip Miller and Peter Hanns Reill 2010 [eds] Visions of Empire: Voyages, Botany, and Representations of N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上段文字讓我想到 Rainer F. Buschmannn 在 Hoarding New Guinea (2023) 所言，十九世紀從世界各地收集而來、囤放在德國大小民族學博物館中，久久不見天日的民族學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