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紳介：…有個在電影裏沒有使用的插曲：打雷的時候，對面左邊的杉樹，也就是神樹被劈斷了。於是，老婆婆就把這折斷的木頭揀回來。你猜她們用它做什麼？是筷子（笑）。那棵樹是神仙寄宿的樹，是神樹，所以拿它做筷子很吉利。比如說，如果把這筷子拴在房子主柱和大樑交叉的地方，就會家族平安。更有甚者，馬上跑去把它拍成照片，把神木放在山神廟，拍成彩色照片，然後把它放大，走村串戶去賣。歸根到底，它也是保家族平安的神牌。
內藤正敏：很有意思啊。筷子和境遇的發音相同，是連接前世和現世的橋樑。隨著打雷，村民突然想起要用這折斷的神木做筷子。打雷的打擊使這裏民俗性的心意復蘇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事。
銘刻於身體中的紀錄，小川紳介的世界（1995）。頁206至207。
小川紳介/著，山根貞男/編，馮豔/譯，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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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tcher, A. C. (1886). Composite Portraits of American Indians. Science, 7(170), 408–408. http://www.jstor.org/stable/176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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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Two and a half years old.
讀畢《椰子的葉蔭》（蔡思薇譯自川上瀧彌之《椰子の葉蔭》）與《塵封的椰影》（胡哲明，以細川隆英為本），再看這張照片：「熱帶」、「白衣」、「有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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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ght online, no later than 2022 (when I scanned it). On the auction site Delcampe, where sellers are mainly from Spain and France.
Can’t remember the purchase history (from whom? from which country? The site only keeps records for the last two years)…
I remember, but am not sure, that it was titled asia, colonia (but in what language?). There is no trace on either side of the mounted photograph, no date, no author…
best mate this summer
夏中，大雨停歇的向晚時分，在舒服的涼風中和成群的足球迷一起散步到家附近的球場看比賽。
疫情前後幾年看著本城球隊大起大落，僅管如此，地方球迷包括房東與慣常與其購買紅酒與火腿的西班牙裔老闆仍衷心支持。每遇球賽，窗外大街上還是充滿身著白色與藍色黑色的球迷舉家參與。
這次在德國足協杯（DFB-Pokal）的賽事前晚買到的兩張座位，被鄰城球迷團團包圍。第一次進場看球，竟然遇上球隊奪分勝利的喜悅。也因為坐在對手側，落幕後看到的不是遠遠那端本城球隊與球迷的歡呼合照，而是落敗的球員站在場邊，面向自己的支持者，接受他們的失望噓聲與憤怒叫囂，還有離場時的掌聲鼓勵。
2004年11月，在玻利維亞的高原（Laja, Bolivia）的小屋裡，我寫下一段當年夏天和二舅舅的對話。
為了碩士論文來到南美洲，但當時的狀況遠不能說是「做田野」。最初數日我幾乎無法說出一句話，高山症加上地理空間巨大變異帶來的失語。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想到二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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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舅舅一直是家裡的異數，總是不修邊幅，一臉大鬍子從年輕開始蓄起。他愛畫畫，也愛旅行，為了這兩件事可以把生活的條件壓的極低。他去了新疆和西藏好幾次，每一次都是好幾個月。每ㄧ次回來，就更黑，也更多風霜。但他的眼睛中總是隱隱閃著光亮。他說，我可以只喝酒配饅頭過好幾個月。
這是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候，不是在旅途中，就是在建國花市給人畫畫，在擁擠的假日人群中醞釀著下一次出發的意念。
這幾年，舅舅的身體越來越差，一個人住在大坪林的老家。雖然身體差了，但個性卻頑固又不願麻煩他人，總是推託所有的邀約與關心，在都市的一角憔悴著。
媽媽把他的油畫都帶回家，清一色的山和水和高大的樹木。有時候我看著看著，覺得這些畫似乎都描繪著同一個地方。
我上台北唸書後，住在附近的新店，媽媽有了藉口讓我送水果給舅舅。「品姮住的近，順便」，媽媽在電話中對他說。
小時後的舅舅突然變成眼前蒼老的太快的形象，令我無法接受。狹小的房間中，舅舅給我倒了水，抓了張小椅子給我坐。 我們兩相對望，久久無言。
好久後，我問，舅舅那幾年去西藏的照片還在嗎?
還在。他翻出幾本邊緣折缺的相本，堆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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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二舅舅離開人世。那間大隱於市的綠色小樓，很快地賣給了建商。那整區擁擠的巷弄也許已經更新為封閉的大樓社區。我只願記得二舅舅還在那裡時的樣子。
入暑的這幾週裡，緩慢地讀完了高俊宏「群島藝術三面鏡」套書（2015）的《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與《陀螺：創作與讓生》，餘下《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
《諸眾》裡有許多深刻切膚的畫面：
「我愈發感受到沖繩人臉上那雙厲鬼般的沉默眼神。剛到沖繩，從那霸機場搭乘Moro-Rail電車前往市區。坐在晃動的車廂中，第一時間即可感受出沖繩人的沉默，以及背後可能的排他性。那種敵意與大江在六、七〇年代面對沖繩人的質疑：『你為什麼來沖繩？』的感受也許未曾改變 …… 我忽然有一種錯覺，不是美軍基地蓋在沖繩這塊裸露的島嶼上，而是沖繩的城市、村落恰恰就蓋在美軍基地裡。這種悲傷深入人心，連不是沖繩人的我也無法閃躲。假如天皇作為一種絕對的權威，那麼日本屬於沖繩的說法所形成的反轉、反諷，已然化為一道道尖銳無比的光，回射本土人的眼睛，將沖繩蒙受《美日安保條約》的屈辱，擲回日本本土，以及其他心中對帝國主義存在著一絲牽連的人們，包含來自台灣的我，也從這面鏡子看到自己心中的帝國主義。」（頁93）
澀谷車站旁的地下道（國道二四六），在區役所的安排下，由藝術學校的學生和居民完成壁畫後要求野宿者離開。高俊宏引野宿者市村美佐子自述：
「這些畫壁畫的人沒有考慮到已經有人住在這邊，他們無視這些事情，腦海中沒辦法想像這裡有人居住，拒絕承認這個事實 …… 當時有很多支援野宿者的民間人士試圖聲援，就在抗議遊行當晚，忽然有不知名人士到壁畫牆邊放火燒了瓦楞紙箱 …… 因為都燒光了，這裡曾經發生什麼事大家也不知道。所以我決定每天晚上睡在這裡，並在焦黑的牆壁、地板上，一條線一條線地畫了很多流星，然後穿著有星星的衣服睡覺 …… 當時是十二月真的太冷了，只好睡到瓦楞紙箱裡。但是睡在街頭還是滿恐怖的，後來我開始用金色的紙做了很多星星，貼在黑色的牆上、地板、瓦楞紙箱上。透過這些物件製造一個空間，讓一般人比較不想靠近，我覺得自己好像也被這些星星保護著。」（頁77）
《陀螺》環繞著他、他人對創作與背景的思考評論：
「父親作為一位水泥工的去世後，我遲鈍地感到赤裸裸的階級暴力，以及他可悲的一生。於是我的關注與其說是歷史，我更想面對的是暴力。這裡面，對於觀念品味式的愛好、評鑑已經不重要了。如何面對暴力，除了涉及到『敘事』，則是更複雜的事，包含自己身上的暴力，甚至敘事本身也存在著暴力問題，這些都是我在思考下一階段作品時的重點。」（王柏偉，〈個體的認知框架，共同生活與政治學：高俊宏專訪 〉，頁283）
「資本世界的專長之一是『監禁』精神分裂者，它阻擾一個個想要自由居住在田野、山巔、水畔的精神分裂者，回收他們後監禁於一個個被規劃好的公寓、集合式住宅裡；它阻援一個個街上遊蕩的人們，將他們安置在百貨公司或遊樂場裡，因為花時間遊蕩而不工作、消費簡直是不道德的事。可是資本世界卻放任自己遊山玩水，成為合法的精神分裂者，成為其自身的疆界線。」（〈僕人的僕人〉，頁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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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讀《橫斷記：臺灣山林戰爭、帝國與影像》。
這麼應景地回到大學時代。暑假開始了，正要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