唸碩士班時，我曾經說過自己對二二八並無所知。

那麼多年後，我還記得那個瞬間。研究室白晃的日光燈，左前方入口處的門，門外樓梯間藍色的牆，鵝黃色的磁磚地板，往下的階梯與木扶手。

為什麼要刻意地說出這句話。

在場的朋友，都比我了解這個議題。其中也有人已經花了很久的時間去接近這段歷史、或者還未完結的歷史過程。

也許是自知不足的羞慚使我說出那句話。

接下來的許多年，我常想起這句話。在瓜地馬拉的朋友談起該國漫長內戰中蔣氏政權的角色時。在阿根廷的ESMA。在德國。

昨晚讀了周婉窈寫給青少年的歷史讀本。在我還是「少年朋友」的年紀，臺灣剛解嚴。戒嚴的末期包覆了我的童年。我記得什麼？我的父母輩，他們的前半人生都在戒嚴中度過。他們經歷了什麼？

我感到歷史性的重合與失焦。